城里的孩子填报志愿，从2002年的数据开始研究，农村里的孩子只有今年的计划册可查询。高考志愿填报这场博弈中的信息不公平，让人很无奈。

    填报志愿的这几天，有家长向我们索要2002年的一些数据，他是从2002年开始研究起，这有用吗？家长神秘地说，当然有用！

    另一位在南靖的家长，托了好几层关系，找到我们，他的女儿考了540多分，不知从哪儿着手填报志愿。我教他用位次来找学校，即用今年的排名，通过学信卡找去年这一位置的考生都被录取到什么大学去了。

    他问我：什么叫学信卡？

    我说，没有学信卡也没有关系，我给你一个可以免费查询的网址。

    他说，我们是农村人，没有网络，只有学校发的招生计划手册。

    这几天，上述两件事一直交织在我的脑海里，我请教了厦大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有没有研究显示：因为信息不公平，导致农村的孩子失去一些机会。

    以研究高考闻名的刘海峰说，这方面大规模的研究倒是没有，但是，他记得，湖南有位学者曾在一所大学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同一个省的同一个专业的学生中，农村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平均分要比城里孩子要高出几分。

    刘海峰说，对于考生家长来说，志愿填报都是场博弈，不过，信息掌握越多，对考生越有利。

    事实上，公平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这几年，我们发现一个现象：连续好几年，厦门市高考总分第一名，都是来自条件十分优越的家庭，有的父母是医院院长，有的是公司老板，或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生活在优越条件下的孩子学习成绩还这么出色，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这一群体孩子的偏见。

    与此同时，很少出现来自农村的“高考第一人”——今年除外，这也是来自同安五显农民家庭的李振榉让我们决定为他大书特书的原因。

    并不是一定要农村孩子打败城里孩子，才算公平，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现在一些需要开阔眼界的试题，更有利于城里的孩子？

    外地曾经有一场全市小学语文统考，考了“阳台”，但是，农村里的孩子这道题得分率很低，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阳台”。

    人们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命题者一定要牢牢记住城乡的差别，尽量消除一些不公平。

    还有一些改革方案，可能也需要顾及这一差别。这几年，有人提出了不少高考改革方案，其中之一是要给大学招生自主权，大学根据自己培养人才的方式，举行入学考试，或是结合推荐来录取学生。改革者痛心疾首，觉得教育部门真是腐朽，这么容易的改革方法居然搁置不用。

    听上去还有道理。但是，由高考志愿填报，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改革，那么，偏僻地区的孩子，他们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更重要的是，是否所有的家庭都有实力支持孩子到处奔波参加入学考试。此外，在推荐问题上，他们如何避免“不是技不如人，而是爸不如人”的出现？

    所以，虽然高考一考定终身很无奈，但是，以现有条件，幸好，上大学，分数仍然是“老大”。

    本报记者 佘峥